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非遗”的传承与重构


时间:2018年10月15日  |   作者:王淑琴   |   来源:《青藏高原论坛》2018年4月第2期  |   阅读:1043  |   评论:0

——以青海省尖扎县藏族“神箭”文化为例

作者:王淑琴,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编辑(本文发表于《青藏高原论坛》2018年4月第2期,原文版权归原刊物所有。)

摘    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尖扎县政府对当地传统的“神箭”文化进行重构,主要包括重塑地方形象、以射箭比赛和文化节为主要传承载体、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多媒体记录并保存本土的传统射箭文化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神箭”文化的重构方式及发展过程可以得知,政府的规约与牵引力、民族文化精英的“智囊团”与“搭桥”作用、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意识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神箭;传承与重构

 城镇化,亦称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人类为改善自身生活条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2014年,中央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规划文件,提出了要坚持以“文化传承,彰显特色”为原则,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城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1]从这段文字可以解读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努力提升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同样注重精神生活世界,希望通过保存民间的历史记忆、文化内涵及地方特色来发展形态多样的美丽城镇。当然作为集一个民族物质与精神文明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浓缩了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活,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不断的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用。因此,它不仅关乎人的生活质量,更是展示地方特色与文化记忆的最佳代表之一。对于它的保护和传承,正是是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响应国家提倡的“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的具体表现,也是地方建设与发展美丽城镇的重要内容。

一、城镇化背景下“神箭”文化的传承空间

尖扎县位于青海省东南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是一个藏、汉、回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全县总面积1714平方公里,辖3镇6乡、86个行政村。总人口5.52 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3%,农牧业人口有4.37万人。①的自古以来,尖扎主要是藏族先民居住的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之一,境内有着历史悠久氛围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

在尖扎,藏族人普遍认为弓箭具有神性,无论在他们的信仰空间还是世俗空间,他们都用虔诚的态度对待弓箭,认真履行有关弓箭的仪式和禁忌,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神箭”文化,笔者以为它可以被视为代表整个尖扎地区的标志性文化。这是基于刘铁梁提出的“标志性文化”概念。他认为“标志性文化”一般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反映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做出的贞献;第二,能够体现一个地方的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第三,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的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对它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联系当地其它诸多的文化现象。”[2]

将以上三个条件放置在“神箭”文化中,我们可以进行以下考察。

第一,尖扎地区普遍流传着一段有关拉隆·贝吉多杰的故事。相传在吐蕃时期,赞普朗达玛发起了灭佛运动,极大的伤害了佛教信徒的宗教感情。当时,有一位密宗修炼者叫拉隆·贝吉多杰,他听闻此事后,便携带弓箭下山去伺机刺杀赞普朗达玛。刺杀成功后的拉隆·贝吉多杰夜以继日地逃离吐蕃,到达了安多地区避难,最终将行刺时所用弓箭藏于黄河南岸的洛多杰扎,也就是在今天尖扎的智合寺附近②虽然是一则缺乏真实性的民间传说,但作为一段历史记忆,这一故事情节早已铭刻在尖扎藏族民众的心里。如今,在他们看来,弓箭是英雄手中最好的武器,用它可以换来民族的和平及佛教的传承,因此,他们在智合寺的藏弓之处堆起玛尼堆,系上哈达,缅怀昔日的英雄,同时也表达他们对和平世界的期盼。

第二,或是受到英雄故事的影响,亦或是从古至今的传统,尖扎藏族民众酷爱射箭,每到秋收农闲时节,村与村之间会举行射箭比赛。在射箭场上,男儿们纷纷展示自已的箭技,他们渴望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因为这不仅是一场射箭比赛,更是村与村之间的较量。在尖扎最后的胜利者会被人们称为“神箭手”,他是勇气和力量的化身,能为家人和村子带来荣耀和平安。在比赛结束之后,村与村的射箭手又会相聚在一起举行“达顿宴”,在宴会场上,队员之间会解除赛场上的对手关系,成为朋友,载歌载舞,互相敬酒致谢,一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传统弥漫着整个宴会现场。这时的“神箭”又代表了藏族民众勇敢自信,以和为贵的民族性格,这在现代社会是一种难得可贵的民族品质,更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民族精神。

第三,“神箭”文化始终贯穿于尖扎藏族民众的信仰与世俗空间,人们会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举行专门的祭箭仪式,举办射箭此赛,这不仅是为了过把射箭的瘾,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神箭”文化中存在着深厚的藏族神山崇拜信仰。人们把弓箭视为山神最得力的武器,认为它能给人们带来福泽与安康,在日常生活中也遵守着有关箭的禁忌,不射箭不练箭时就把箭供奉在家中的经堂,以示尊重。因此,通过对上述三点的梳理,笔者将“神箭”文化视为能够代表尖扎县整个藏族村落的一种标志性文化。

在全国上下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期间,尖扎县积极探索适合县情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认真编制执行村镇体系规划,加强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向农牧区的延伸。其中投资900万元用于三个传统村落保护项目。③表1是有关尖扎县马克唐镇勒见村的“高原美丽乡村”建设计划。从表中可以看出,对村落的建设,主要是放在环境整治、公共服务设施、产业发展扶持等方面,这对于村民来说,不仅物质生活得到提高,同时也提升了精神生活水平。

表1 尖扎县马克唐镇勒见村的“高原美丽乡村”建设计划④

“美丽乡村”的建设主要是在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改善其生活环境,从而使农村生活更贴近城市。对于整个村子而言,“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村落道路的修建,使得村子与外界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人们逐渐认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生活方式已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于是很多年轻人纷紛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看似修建的华丽丽的村子实际已变成空巢。走在农村宽敞的大路上,只看得见一些老人和小孩。现在去往县城的路越来越通畅,县城马克唐镇平均每个月会有政府主导举办一些主题性的文艺表演或体育活动,这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纷纷前来观看与参与。对年轻群体而言,现代性的娱乐活动似乎比古老传统的文化遗产更有吸引力。因此,县城举办的现代性的文化活动也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着村落内部的传统文化。笔者走访措周乡俄什家村时,村中的三智加老人也这样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我很担忧,他们总是被现代化的东西吸引去,今后年轻人能够多多参加射箭比赛,内心真正热爱射箭,使得这种传统能够后继有人便是我最大的心愿。”⑤

“村落作为小群体社会,在稳定结合和充分互动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生活方式与习惯成自然的种种文化规范。在表层生活现象之下,潜在的是村民群体的共同性价值观念和由相通的个人感受所构成的集体认同意识。”[3]正是传统村落的这种特性,传统的非遗文化才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然而,在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村落的公共生活空间发生巨大变化,改变了村落民众原有的习惯成自然的生活方式,动摇了种种文化规范的权威,弱化了民众的集体认同意识,最终不断的消解村落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性,这对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目前看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藏族村落空间发生变化已是事实,而人们的艰苦生活因此而得到改善也是众人所认可。因此,如何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保留住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实现物质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是尖扎县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对“神箭”文化保护与发展,它不仅尖扎藏族民众精神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尖扎县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文化。

二、走上重构之路的“神箭”

在新型城镇化提出以来,“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原则一直是地方关注的重点。当地政府深知“神箭”文化的重要性,对于“神箭”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成为了地方文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为了让“神箭”文化能够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它的价值,从而带动地方文化的发展,政府进行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神箭”进行重构使其蜕变成了“五彩神箭”。文化重构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互动中做出的有选择性地创新和整合,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动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尖扎县的具体做法是提取“神箭”文化中民俗娱乐内容,即射箭比赛,将其打造成代表整个县域的文化品牌,一方面这种保护性的重构方式让“神箭”文化获得新生,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从而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新型城镇化的契机下,大力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以期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收益。具体来说,这项重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一)积极塑造地方形象

2006年,尖扎县举办了“首届‘五彩神箭杯'青海民族射箭邀请赛”,第一次在全省范围内向世人展示了古老而充满民俗风情的民族传统射箭比赛。同时,借此机会大力宣传“五彩神箭”,专门为其设计标识并明确释义,“放大”尖扎县射箭文化的历史和与之有关的传说故事等,同年4月,青海省体育局将尖扎县授于“青海省民族传统射箭运动之乡”的称号。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民俗射箭之乡”,使得“五彩神箭杯”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扩展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赛事。之后,尖扎县又积极拍摄宜传片并参加了2014-2016年度文化部举办“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评选活动,在2014年被评选为“五彩神箭文化艺术之乡”。至今,随着“民族三乡”县域形象的命名,给“五彩神箭”文化营造了良好的传承空间,提高了国内外对其的重视,尤其是“五彩神箭文化艺术之乡”的确立,使“神箭”文化当仁不让的成为了这一区域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同时也增强了当地政府与民众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的信心。

(二)以射箭比赛和文化节为主要传承载体

“五彩神箭”品牌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主要是通过官方举办的射箭比赛,至今,这种射箭比赛已成为该品牌的主要传承载体。自2006年举办“五彩神箭杯”省级赛事到2014年的国际射箭邀请赛,“五彩神箭杯”已从省级、国家级晋升为国际赛事。尤其从2010年开始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后,政府还进一步加人了“达顿文化节”的内容。将这一民间节日内容移植进文化节里,使这一赛事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文化性。此外,在此之前的射箭邀请赛,仅仅是周绕着射箭队员而展开,其他人除了观看开幕式演出之外,没有可参与性的活动,“达顿文化节”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在节日期间不仅可以享用藏式达顿餐,而且还可以观看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表演,包括藏戏、藏歌、截舞等,进--步了解尖扎地区的民族民俗文化。

(三)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10年的“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暨达顿文化节”之后,人们对民间传统的“达顿节”尤为关注,这也促使政府重新审视这一节日的现代价值,并进行了“申遗”工作,使其例入了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社会的关注、政府的主动保护以及省级层面的认可,意味着这一节日重新开始在民间复兴,开始逐渐走向大众的视野,同时这也更加巩固了“神箭”文化的传统性。

(四)利用多媒体记录并保存本土的传统射箭文化

传统的“神箭”文化是“五彩神箭”品牌存续的生命之源,因此尖扎县政府也通过多媒体记录并保存了这一传统的文化。从品牌诞生至今主要有两部代表性的作品,分别是2011年拍摄的《五彩神箭》纪录片和2014年上映的《五彩神箭》电影,两部影片均在尖扎县藏族村落取景。其中电影《五彩神箭》是著名藏族青年导演万玛才且指导拍摄,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2014年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摄影金爵奖”及第32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全球总决赛的“金花环奖”以及“长虹奖”、“最佳青年评委奖”等优秀成绩。

三、任重而道远的“神箭"之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用生命和智慧传承下来的精华,承载着一个地方民族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及一系列行为方式。如今,受到时代的影响,它顺势走上重构之路,在选择性的吸收和剔除某些文化因子之后又重回民间,这正是说明了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代名词,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最终使自已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正如“五彩神箭”文化一样,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传统的延续,守护“神箭”的内涵是它的历史职责,但迎合现代更是它的时代使命。在尖扎,到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五彩神箭杯’国际民间传统射箭邀请赛”时,县城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射箭手,一个偏远的西部小县城仿佛一时之间成为了一个“国际大都市”。这足以看出,无论是外界人士还是文化主体,都在用行动表明自己对它的看法,进而也反映出“五彩神箭”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城镇化的脚步在加速前进,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愈发频繁。同时,随着“五彩神箭”影响力越来越大,文化旅游也进行的如火如茶之时,尖扎县及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何继续坚守地方传统与特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海洋中平稳前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的规约与牵引力

在“五彩神箭”文化的重构与发展中,政府是最初的发起者,同时也应该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在重构“五彩神箭”的道路上,尖扎县政府一开始就将“五彩神箭”与“勇敢自信,以和为贵”的“神箭”品质联系在一起,以“团结、友善、开放、发展、和谐”作为“五彩神箭”的发展主题。这种对重构文化的准确定位,也成为推动这一文化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政府进行的一系列重构活动,如举办赛事、申遗、拍电影等,都使“五彩神箭”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和发展。这也进一步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政府才有全方位保护和发展非遗文化的能力与优势。此外,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也一直是沟通城市和农村的桥梁,自始至终都扮演着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这对于“神箭”文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今后的“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上,政府应继续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审视一切利弊因素,例如,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将“神箭”文化的传承空间考虑在内,科学合理地规划藏族村落;在发展文化旅游,开展“五彩神箭”相关活动时,应在民众面临文化选择之前想到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从而采取积极的措施等。总之,有了政府的规约与牵引,地方文化更加具备了被挖掘和发展的可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端正其发展方向,科学合理的传承与吸收内外部文化,从而使整个文化体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民族文化精英的“智囊团”与“搭桥”作用

周屋曾提出过“民族文化精英”的概念,他认为“民族文化精英”是“深谙民族文化精神,拥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和资源能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全民族与全社会的生存及发展方向的人。”[4]笔者认为,作为深谙地方传统文化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群体,较之于地方内部的其他人又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他们总是介于政府与文化主体之间,他们是协调政府与文化主体之间关系的中间人,可以向政府传达民意,向民众诠释政府行为。正如电影《五彩神箭》的民俗顾问尼玛太,他本人是尖扎本土的藏族,熟知有关“神箭”的民俗文化,同时又在县有关文化部门工作,这一双重身份使他在电影的拍摄以及“五彩神箭”文化建设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和采纳。因此,民族文化精英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城镇化背景下,村民们一心期盼着快速发展,却无法基于自身文化素质完整地理解村落空间的变化对自身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民族文化精英可以发挥作用,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带领民众进行一定的保护工作,同时也能直接接触到政府人员,向政府及时地反馈这种信息,从而帮助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及应对措施等。因此,在今后的“五彩神箭”传承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精英应当对传统的“非遗”有一种使命感,自觉带领传承群体共同保护传统的“神箭”文化,而地方政府也应当重视这类人土的作用,积极关注他们为“五彩神箭”的发展模式提出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进一步科学合理地进行文化传承工作。

(三)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众所周知,文化主体是某一文化发展中最基本的力量,所有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措施都是建立在他们能够参与并支持的条基础上。尖扎藏族民众作为“神箭”文化的文化主体,是其在传承与重构过程中的重要的参与力量,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对“神箭”文化的传承与重构有着重大影响。在今后的重构道路上,“五彩神箭模式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发展,到时会有更多的外来文化与之汇合、交融,加之城市与乡村的互动与日俱增,文化主体的观念也会更加的开放,为了防止出现一种对“他者”的文化进行盲目的跟风和模仿而对自身文化则是排斥或者刻意回避的“文化自卑”现象。笔者认为,文化主体必须理性正确的认识自身文化,做到对自身文化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而对“他者”的文化进行选择性地吸收。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适应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从中获取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因子,进而守住“神箭”文化的精神内核,最终实现“五彩神箭”文化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这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5]

结语

城镇化的到来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契机。正如“五彩神箭”的出现,它使得古老的“神箭”又散发出新的魅力,从而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共存的美好景象。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重构则是一个必然趋势,同时这种重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因为时代在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在变,同样的文化也在变,杨圣敏认为:“文化的目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区对自然条件及社会条件的适应。自然在变,社会在变,文化必然要变。正常的变迁,这个民族就能正常生存。”[6]然而,在这一“变”的过程中,只要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不被篡改,就算各个时代不断地复制粘贴,使旧的传统又成为一种新的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也依然会只增不减,其传承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价值也必然存在。因此,面对传统非遗文化的现代重构,笔者认为这是在现代性语境中保护“非遗”,传承“非遗”,发展“非遗”的有效举措。在人们坚守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的基础上,重构不仅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创新的过程,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保护和传承,而绝非颠覆。

注释:

①尖扎县政府新闻网:http://www.jianzhanews.com/jzxq/.

②这一故事情节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故事卷》中《南宗和三尊者的传说》中有记载。

③来自尖扎县政府的内部责料。

④来自尖扎县马克唐镇政府的内部资料。

⑤访谈对象:三智加;访谈人:王淑琴;访谈时间:2014年7月16号;访谈地点:俄什家村三智加家。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因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14.

[2]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诉志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6).

[3]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6).

[4]周星.民族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61.

[6]杨圣敏“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发言摘录,三苗网站学术版块.//周传慧、李自然.试论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的特点[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5).

编辑: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