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变迁[图文]


时间:2018年10月2日  |   作者:陈柏萍   |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   阅读:960  |   评论:0

作者:陈柏萍,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蒙古族社会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4BM2016;原文发表于《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原文版权归原刊物所有。)

摘  要

       清代入关后,青海蒙古虽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却游离于清廷统辖之外,独霸着青藏高原;直到康熙晚期,随着清军入藏驱准的胜利和西藏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及川藏划界,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和康区的控制宣告结束,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清朝通过编旗设盟,将青海蒙古纳入清朝的直接统辖之下,使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曲折过程。

       从公元13世纪到17世纪,在青海的政治舞台上,蒙古人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从窝阔台次子阔端时,蒙古进入青藏,到明正德年间大量东蒙古(亦卜剌、卜儿孩等部)先后入居环湖地区,再到清初西蒙古(厄鲁特)和硕特部在其首领顾实汗的带领下占据青海、控制康藏,成为青藏高原的主宰者 ,蒙古人成为青海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民族成分,其后裔也成为了青海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而清代的青海蒙古,则演绎了一段从辉煌到暗淡的历史过程。

 
一、青海和硕特蒙古的政权组织与社会结构

       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率部移牧青海后,在西藏拉萨建立了强大的和硕特汗廷,顾实汗本人及其长子坐镇西藏,将环青海湖地区分封给了他的八个儿子,所以历史上将他们八人的后裔称为和硕特八台吉或西海诸台吉。他们以鄂托克为其社会组织形式,在青海这块游牧地上重新构建了新的封建秩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世袭封建领地和世袭封建领主。和硕特蒙古虽然有政治中心,但游牧经济的特性,各部之间互不统属,却又保持着一种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即定期举行会盟的制度。当时规定以每年秋天的“祭海 ”(祭祀青海湖神)的时间为会盟的日期。遇有急事也可以随时通知举行会盟。会盟的地址在西宁边外130里处的察罕托罗亥(也叫白头山,今共和县倒淌河乡境内)。和硕特八台吉为会盟的主要参加者,亦即顾实汗的八个儿子父子相承,组成了青海蒙古封建领主会议。

(顾实汗)

       珲台吉也称作洪台吉,为青海八台吉的首领,亦叫总管王。总管王总理一切军政事务,上拥戴和硕特汗,下管辖所有台吉的封地,其权力比其他台吉更大,所以珲台吉在和硕特汗廷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类似于副汗。他对内专门负责裁决处理内部各种重大事务,并负有召集和主持诸台吉会盟的职责,对外代表八台吉执行各种交涉。

      青海八台吉中担任过总管王珲台吉职位的有顾实汗的六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十子达什巴图尔和达什巴图尔的儿子罗卜藏丹津三位。

      青海蒙古八台吉的领地,在管理体系上分为左右两翼,两翼的划分有一条分界线,即以东科尔寺为起点,向西北延伸,经过日月山、青海湖东北岸和北岸,到布隆吉尔河、噶斯口,线以北为左翼,线以南为右翼。左、右两翼各有翼长,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所辖境内诸部的牧场以及其他日常事务,解决内部纠纷。但是如果遇有大事,必须召集各部通过会盟来商讨议决。初期,左翼长由顾实汗长子达延的后人担任,右翼长由顾实汗的六子多尔济及其子孙担任。但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朝任命顾实汗的三子达兰泰之孙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为左翼长,顾实汗十子达什巴图尔的儿子罗卜藏丹津和顾实汗的曾孙、五子伊勒都齐的孙子察罕丹津管理右翼事务。雍正初年,清朝开始在青海蒙古中设置蒙旗,蒙古左、右两翼便自行解散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青海和硕特蒙古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清晰脉络,亦即和硕特汗廷、总管王(珲台吉)、八台吉、左右二翼长、各部台吉。

       由于青海和硕特蒙古早在清朝还没有入关,建立全国性统治政权之前,就已经将青藏高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且与清朝间又一直互通使臣,所以,清朝建立起全国性的统治后,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中原和巩固内部的统治上,青海蒙古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游离于清廷的控辖之外,他们实际上是青藏高原的主宰者。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随着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败亡和漠北蒙古各部归附清廷,在清廷的威慑之下,珲台吉达什巴图尔偕青海诸台吉进京觐见康熙皇帝。达什巴图尔附清,标志着青海和硕特蒙古正式成了清王朝的藩属。但是,清朝并未触动和硕特蒙古在青海的统治权益,他们仍然保持着割地而居的状况。

二、罗卜藏丹津反叛与青海蒙古政治地位的下降

       康熙末年,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国力强盛,国泰民安。清朝的经营重心开始转向青藏地区。此时,新疆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扰藏,清廷决议派军“驱准保藏”。驱逐了准军之后,清廷彻底改变了先前西藏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将西藏纳入到了清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启用部分抗击准噶尔部有功的藏族官员,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固山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由他们管理前藏事务;封颇罗鼐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由其管理后藏事务。授他们四人为噶伦,组成新的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处理全藏事务。留3 000名满汉官兵驻守拉萨。并对随清军一起护送七世达赖入藏的青海诸台吉分别进行了封赏,郡王察罕丹津晋升为亲王,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晋升为郡王;贝子巴勒珠尔阿喇布坦和拉查卜晋升为贝勒,辅国公噶尔丹达什和敦多布达什晋升为镇国公,台吉车凌敦多布晋升为贝勒,辅国公丹衷晋升为贝子。还追封已故的根特尔之子贝子丹忠为郡王,并遣官致祭。亲王罗卜藏丹津加俸银200两,赏缎5匹。之后不久,察罕丹津又受命管辖他的侄子丹忠所遗留的部众和牧地。

       清廷在青海同时封两个亲王(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一个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改变原先“青海八台吉”中只有一个总管王的政治格局,以期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一是抑制和分割青海蒙古势力;二是在和硕特蒙古内部制造矛盾,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而罗卜藏丹津反清正好给清朝提供剿灭的借口和机会。

        罗卜藏丹津是青海众台吉中唯一的一位亲王,又是顾实汗的嫡孙,在清朝驱准后,他还幻想成为和硕特汗王。不曾想清廷的一系列善后措施,使罗卜藏丹津的政治梦想彻底破灭。与此同时,清廷将察罕丹津封为亲王,进一步分割了罗卜藏丹津总管青海蒙古的权力,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最使罗卜藏丹津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罗卜藏丹津)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以罗卜藏丹津、阿喇布坦鄂木布为首的青海左右两翼的17名台吉会盟于察罕托罗亥。他们号称欲“恢复先人霸业”。罗卜藏丹津还“令各仍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公等爵,……奉己如鄂齐尔汗”。[1] 一时之间,包括塔尔寺在内的西宁、青海湖一带格鲁派大小寺院的喇嘛和蒙、藏、土等近20万人纷纷响应,造成了极大的声势,震动了川、陕、甘、凉、肃等区域。

       清廷得知消息后,于九月初,立即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参赞军务,并从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地调来军队2万人,由年羹尧坐镇西宁统一指挥。在清军的强大攻势和追缴下,雍正二年二月罗卜藏丹津逃离青海,投奔了准噶尔汗国的策旺阿喇布坦,其反清活动以失败而告终。自此以后,和硕特蒙古贵族在青藏高原上的政治割据状态和霸主地位也彻底告以结束。

三、善后禁约,蒙古封建领主制走向衰败

       罗卜藏丹津事件被平定后,清廷依照年羹尧所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青海禁约十二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对青海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治理措施,即改卫所制为府县制,在藏族地区推行千百户制度,整顿喇嘛教寺院等,进一步强化了对青海地区的治理。并对蒙古各部青海蒙古采取了所谓的善后措施,包括分别赏罚(就是按照事件中的功与过对诸台吉进行晋爵、革爵或降爵)、划界编旗、会盟朝贡等。清廷对青海蒙古采取“分而治之”、“涣散其势”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青海蒙古各部根据“宜分别游牧居住”的原则,依照内蒙札萨克,实行盟旗制度,将青海蒙古各部编为29个札萨克旗。

       旗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在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廷赐给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同时又是一种生产和经济单位。清朝于各旗之间划定地界,规定不许逾越占地和私自互相往来,也不许各封建领主对其领地任意进行分封和分割,“彼此不相统属”。[2]各旗旗长称为札萨克,旗下设有佐领。青海蒙古每150户编一佐领,不足100户为半个佐领,当时共有“佐领一百一十四个半”。[3]每个旗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1名。每佐领又各设佐领和骁骑校各1名,领催4名。各旗合称为盟。蒙旗设置初期,盟是不设盟长的,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在察罕托罗亥会盟一次 (乾隆三年曾改为三年一次,乾隆十六年后改为两年一次)。会盟时,才选一名老成持重的长者充当盟长。规定各旗会盟必须要在西宁办事大臣的主持监督下进行。会盟的时候除举行祭祀青海湖神的仪式外,还集中处理一年内各蒙古札萨克内部的重大事务。道光三年(1823年)又将29旗分为左、右翼两盟,设正负盟长统辖。此时设置盟长的初衷旨在组织蒙古内部的联防,以抵御日益强大的藏族部落的攻略,而实则并无像昔日自行处理所属札萨克内部旗务的权力,也就没有相应的办事机构。盟长人选也由西宁办事大臣转呈朝廷任命。咸丰初年又规定环湖藏族也参加祭海会盟。祭海制度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廷还对青海蒙古诸台吉的朝贡制度也作了明确规定,规定各旗在王公台吉内派定人数,自备驼马,由边外赴京请安,还将进贡的人员分成3班,每班每3年进贡一次,周期为9年。编旗之后的青海蒙古被固定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使他们失去了草原游牧民族自由迁徙、驰骋疆场的活力,再加上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使青海蒙古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呈现出全面的衰败。

       第一,走向贫困。雍正、乾隆两朝时青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然而与此相反的是,青海蒙古札萨克各旗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没有得到恢复,逐渐出现了“人畜两敝”的恶性循环现象。蒙古各部普遍陷入“苗产失业”、“贫穷流离”、“资生窘乏”的困境之中。“各旗蒙古,俱已贫困”。[4]雍乾时期,各蒙旗中就有因生计艰难而流落迁移到边内的牧民,其中就有毫无产业的赤贫户。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后,青海蒙古每年例行的查旗、会盟、祭海等活动都因牧民生计艰难无力承担差役而难以正常进行。社会经济的全面凋敝最终导致了蒙古牧民的普遍贫困化,最主要表现就是牲畜的缺乏。由于牧民们丧失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大量蒙古族牧民被迫丢弃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有的在青海湖周围挖盐捉鱼,运往丹噶尔、西宁、大通等地出售,以资糊口;有的在戈壁荒滩寻割柴草,捡拾蘑菇,变卖度日;有的流落他乡,委身寺庙赖以求食;还有很多的牧民“游牧则无牲畜,谋食又无手业” [5],以至于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穷困饿死者不计其数。加之嘉庆、道光时期,黄河以南循化、贵德两厅所属的大批藏族部落频繁越过黄河向北游牧,他们争夺河北蒙旗牧地,并对蒙旗各部进行攻击抢掠,使得蒙旗各部不能安心游牧,这就使得本已日益窘困的蒙古各部雪上加霜。由于惧怕藏族的频繁攻扰,避居于西宁、丹噶尔、大通以至河西甘州、凉州、肃州等地的蒙古牧民竟达到2万多人,其中“锅帐牲畜俱无”[6]的赤贫牧民竟达4千余人。

       第二,牧地日缩。雍正初年,清廷实行划界编旗和千百户制度的善后举措是依据当时蒙古族和藏族各部各自住牧的实际情况,其初衷在于“限蒙”、和“弱蒙”。但是,蒙古各旗除在黄河以南安置有5旗外,其余或远或近,都在地旷草丰的青海湖四周住牧,占有着大片的优良草场。以往,游牧生息在广大草原的蒙藏各部都相安无事。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蒙藏两族出现了强烈的反差:蒙旗各部经济日渐衰蔽,人口日见减少,丰饶的环青海湖牧场广阔却人畜稀疏。与蒙旗衰败的境况相反,游牧于黄河以南今贵南、贵德、泽库、同仁等地的藏族部落自从雍正初年摆脱了和硕特蒙古贵族的奴役之后,历经雍正、乾隆两朝的休养生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日益增加,人众地狭的矛盾便日渐突出。这样,人丁日减却地旷草美的环湖各蒙旗便成为了藏族部落迁移攻掠的目标。于是,黄河以南的藏族部落开始向孱弱不堪的蒙古各旗展开了争夺草场牧地的斗争。这种争夺旷日持久,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近百年之久,最终以蒙古退出水草丰美的环湖地区而告以结束。

      第三,矛盾日积。编旗之后,各札萨克封建领主对其属下贫困牧民的经济压榨是非常沉重和残酷的,他们“不知体恤属下,差徭派累日繁”, [7]以至于“人心涣散”。惨重的经济压榨和剥削使得经历了战乱重创的青海蒙古社会经济难以得到喘息复苏的机会,一方面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大量的蒙古牧民因不堪忍受重负而纷纷逃离了蒙旗。正如道光初年办事大臣那彦成所奏:“自王公台吉虐其属下,其属下今更穷苦,反投野番谋生,因而导引野番抢掠其主”。[8]还有部分蒙旗穷苦牧民因痛恨封建领主的压迫,常常和藏族联合起来,抢夺领主的财产,甚至于杀死蒙古王公。陕甘总督松筠就指出:“蒙古不能体恤属下,多方苦累,因而属下之人与番贼勾通,以图报复”。[9]这种矛盾冲突日积月累,自嘉庆以后愈演愈烈。使得清廷不得不着手进行调停,一方面下令蒙古王公抚馁部属牧民,以防他们与藏族部落里应外合进行抢劫,另一方面还发放银粮,对穷苦蒙古民众予以赈济。但是,日积月累的矛盾和简单的救济已是无法阻止蒙古民众彻底走向贫困的道路。

(年羹尧)

       第四,人口锐减。清朝初期,青海蒙古的人口约有20万左右,但是自经历了雍正时期的罗卜藏丹津事件以后,残酷的战乱使人口减少到不足9万人。据推算,雍正初年编旗时,青海蒙古28个札萨克旗共有佐领114.5个,按每个佐领最高值150户的定制计算,28旗的总户数应为17175户,另外察罕诺门汗旗还有4个佐领,应当有600户。按照每户平均人口5人计算,29个旗的人口数约为88875口。这是青海蒙古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减少,与清初的20万人口相比,清军在平叛过程中的滥杀与掳掠是导致人口巨大损失的最直接原因,其目的在于彻底摧毁青海蒙古与清王朝的抗衡力量。这在年羹尧的平叛奏折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凡逆贼部落强悍者略已诛锄,所存者虽留西海,经臣宣旨,分赏满汉官兵,共计男妇一万余名口,以杀强暴之气”。 [10]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青海地区社会虽然相对和谐稳定,但是蒙古社会并没有恢复元气,反而呈现出“人畜两敝”的状态,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青海蒙古人口呈现持续大幅度下滑趋势。嘉庆十五年(1810年),青海蒙古29旗的户数由雍正初年初编时的17775户剧减为6216户,总人口数仅剩28963口。其中初编时人口最多的河南亲王所属左翼前首旗(11个佐领,1650户,约8250人)到这时也仅存有530户,1743人。不足百户的旗也由初编时的1个增加到了8个。而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前左翼首旗析设的南左翼次旗则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时,因为仅存有23户而被裁撤。嘉庆年间以后,青海蒙古人口流失的局面仍然未能得到扭转,直至清末。根据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的统计,至其时青海蒙古29旗的总户数仅有1989户,人口数仅仅为5139口,此时不足百户的旗竟达24个,有的旗甚至仅存剩一两户人家,平均下来每个旗竟是不足70户。这样看来,作为行政、军事、生产和经济单位的蒙古札萨克旗,从建置上讲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

四、青海蒙古社会政治衰败的原因

       (一)战争的重创

        战争,无论是正义抑或是非正义,其结果必然是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重创,使人民生活遭受严重苦难,使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尽管罗卜藏丹津叛乱仅仅持续了一年时间,然而它却给当时的青海蒙古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社会人口的急剧锐减。叛乱后,青海蒙古的人口从清初的20万迅速下降到不足10万。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平叛中“降王三、擒王十有五,斩首八万余人,俘获男女数万口”。[11]曾亲随年羹尧西征平叛的汪景祺随笔记录道:“西夷大创斩获者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贼首三人解京正罪,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女子皆以赏军士,各省协剿官兵归伍者,咸拥夷女而去。西安府驻防八旗回镇将士,除自获者,复赏以夷女五百人”。竟连汪景祺也感叹“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岂无冤死乎?”[12]这种人口掳掠和摧残下的剧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经济的衰退,而经济的衰退则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的减少,再加之日渐强盛的周边藏族的劫掠,恶性循环的结果终使青海蒙古愈加贫困,社会经济日渐衰退。

       (二)蒙旗制度的实行

        雍正初年设立蒙旗制度时,清廷将人口不足9万人的青海蒙古编制为29个旗的行政单位,并且规定旗与旗之间必须“恪守分地,不许强占”,各自必须独立。如此的分割划分,就使每旗平均不足600户的蒙古札萨克旗失去了成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可能性。清廷通过上述举措,使得“掌一旗之政令”的各札萨克虽然不失其封建领主的名分,但是他们已然不再是过去那种声名显赫、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封建领主了。清廷废除了他们的汗、浑台吉、岱青等名号;规定各旗之间划定地界,不得互相统辖,不得私相往来,“使权不统一”。 [13]清廷还把旗长以及主持会盟的盟长的任命权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规定定期轮班进京朝贡,实际意义是臣下对君主的定期朝觐述职。此等种种举措,终使青海蒙古诸台吉成为了清廷的臣属,非傲居一方的领主了。加之清朝政府调整青海地方建制,设置府县、强化军镇、增设营汛,还有对宗教寺院实行整顿以及对藏族各部落进行直接管理等等,这些均表明自此以后,青海蒙古最终被完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统辖之下,青海蒙古作为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地方民族政治实体遭到彻底瓦解,蒙古社会进入了封建领主制的衰落阶段,曾经叱咤风云、驰聘青海草原的青海蒙古步入了日渐衰微的道路。

       (三)蒙古贵族的压榨

       清廷设立蒙旗制度后,虽然剥夺了蒙古封建领主的分封特权。但其旧的体制并没有被打破,仍然沿袭的是旧的封建领主制。旗的规模虽然是越来越小,但“五脏俱全”,各旗除札萨克(旗长)以外,从大到小还设有协理台吉、和硕章京、梅楞章京、札兰章京、苏木章京、昆都、笔齐等一系列官职,同时还给各旗的贵族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以及四等台吉等世袭爵位,并且还详细规定了依爵位高低所拥有的随员的数额。如一个亲王的身边就有长史、头等护卫、四品典仪、二等护卫、五品典仪、三等护卫、跟役等37个随从。这样,在蒙古各旗便形成了一个以王公贵族为主体的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的生活来源便是对一般牧民的压榨剥削。他们“任性贪残,不恤其下”[14]。加之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后,清廷实现了对藏族的直接管理,将广大藏族部落从和硕特蒙古的统治下分离出来。如此一来,蒙古贵族失去了向广大藏族部落索取贡赋的特权。为了弥补这一巨大的经济损失,蒙古封建主更是加重了对蒙古牧民的经济剥削,牧民不堪重负,纷纷逃离蒙旗,人口流失进一步加剧。这样,蒙古封建领主的惨重政治经济压榨和剥削,在加剧其人口不断减少的同时,也迟滞了其经济社会前进的步伐。如此便形成了人口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人口减少-经济衰败,经济衰败-人口减少。

       (四)河南藏族的北移

       早在乾隆时期,循化和贵德两厅所属藏族部落和果洛(郭罗克)藏族多次对住牧于黄河以南的各蒙旗进行攻掠。清廷为了加强控制,将循化厅和贵德厅所属的76族“熟番”和77族“生番”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理,之后又下令将二厅的文武官员也归并西宁办事大臣调遣。但是,隶属关系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起到阻止和约束藏族部落的作用。他们仍旧频繁攻掠河南各部蒙旗,最终迫使黄河以南的蒙古5旗于嘉庆初年移牧黄河以北。自从黄河以南5旗移往黄河以北以后,随之便引发了藏族部落大规模并且旷日持久的北移活动。

       藏族的北移和频繁攻掠,使蒙古各旗苦不堪言,人畜遭抢劫,牧地被侵占,于是各旗札萨克台吉们不断要求清廷予以解决。清廷也鉴于藏族北移造成青海蒙藏地区的社会动荡,曾派数任陕甘总督对北移藏族部落进行“剿办”,然而均没有什么结果。到道光初年,河北蒙古24旗中除了远居于柴达木盆地额色尔津的恩开巴雅尔台吉所属一旗没有受到攻掠,在原地驻牧以外,其余23旗大半都避入西宁和河西边内。面对此况,清廷再次派遣嘉庆时曾任西宁办事大臣的那彦成以陕甘总督的名义再度到青海“查办番案”。虽然那彦成对日益衰微的蒙古进行了大力扶持,将渡河北移占据环海牧地的藏族各部强行驱回河南,并这没有使孱弱已极的青海蒙古社会因此恢复元气。与之相反,人口日增、牧地日蹙的河南藏族部落的北移之势,却是势不可挡,难以遏制。道光十二年(1832年)以后,黄河南岸藏族部落再次大规模北移。蒙旗各部非但不能自卫,反而分散四逃。他们或依附于官兵的营卡,或逃避到附近的州县,谋食没有基业,游牧又没有牲畜,大多都散处在西宁、甘州、凉州、肃州沿边以乞讨为生。河北千里草原尽被藏族部落所占据。

       清朝政府对北移藏族部落历年的“剿办”屡屡失败,驻防官军也只是疲于奔命,收效甚微。加之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之后,清廷无暇顾及青海蒙古的不利处境,对藏族部落的北移问题也已是力不从心,最终承认了黄河以南藏族部落北进游牧于环湖地区的现实状况,以“环海八族”终定青海蒙藏分布格局,青海蒙古自此失去了他们在环湖地区的优势地位。这场历时百年之久的牧地争夺,使得本以羸弱不堪的青海蒙古各旗雪上加霜,广大蒙古牧民丧失了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他们“逃散就食各处”,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散处边内插帐住牧及沿途乞食”。

        纵观清代青海蒙古在青海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实可谓辉煌至极,惨淡之至。自其顺应清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以蒙旗体制纳入清朝的统治体系之后,就踏上了一条衰败不堪的不归路。在政治上从青藏地区的最高统治集团,被以蒙旗的形式弱化分割为多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实体;在经济上演绎着人口减少、生活贫困、经济衰蔽的惨淡景象;在文化上则是表现为一种民族自信和民族内聚力的缺失,以至于出现趋于藏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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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