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


时间:2018年9月6日  |   作者:张小华   |   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   阅读:1050  |   评论:0

作者:张小华,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原文版权归原刊物所有。)

摘  要: 文章依据文化意象的定义,就翻译中的文化歪曲与失落现象进行了剖析,提出文化意象异化翻译的观点。

 

        所谓文化意象,是指凝聚各个民族智慧的一种文化符号。各民族由于有着自己的族源,再加上不同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动物意象、植物意象、成语典故、数字意象等。迄至今天,人们对文化意象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许多人往往把意象与文化隔裂开来,却把它与形象性词语、典故、成语、比喻、谚语等放在一起,视作近乎修辞手段之类的东西。毫无疑问,文化意象与形象性词语等确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有区别的,文化意象渗透在这些词语里面,但却又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内涵。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忽视了文化意象的意义,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不仅影响原作整体内容的传达,甚至还会影响对原作意境、人物形象的把握。

        一般说来,文化意象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初民时期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各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文化意象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品( 包括民间艺人的口头作品和文人的书面作品) ,慢慢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独特的文化含义。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立刻心领神会,达到思想的沟通。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是一个文化移植过程。从译介学的角度看,翻译不能只考虑语言转换问题,还要关注原文在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文化差异导致翻译时信息流失在所难免,文化意象的错位主要表现在其产生原因多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等的不同有关,文化传统的差异是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由于不同民族在地理、民俗、宗教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文化意象表现的方式不尽相同。文化意象大致分为完全对等,部分对等以及文化意象空缺几类,大部分文化意象是不完全对等的。汉民族语言里的松树、梅花、竹子、兰花、菊花,欧美民族语言里的橡树、橄榄树、白桦树、玫瑰花、郁金香,等等; 它可以是一种实有的或传说中的飞禽或走兽,例如汉民族语言中的乌鸦、喜鹊、龙、麒麟,欧美民族语言中的猫头鹰、狮、熊,等等; 它可以是一句成语、谚语、一则典故或某个形容性词语中的形象或喻体等等,例如汉民族语言中的“画蛇添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欧美民族语言中的“给车装第五个轮子”( to put a fifth wheel to the coach) 、“条条大路通罗马”( All roads lead to Rome) ,等等( 这里的“蛇足”、“诸葛亮”、“第五个轮子”、“罗马”,都已取得了特定的含义,成为特定民族语言中的一个文化意象) ; 它甚至可以是某个数字,例如汉民族语言中的“三”、“八”,欧美民族语言中的“七”、“十三”,等等( 汉语中的“三”已不光意味着“3”,另含有“众多”的意思,如“三思而行”; “八”因为与t4 发谐音而取得了“发达”、“发财”的意思,英、俄语中的“七”也有“众多”的意思,如形容幅度大,说at seven - leaguestrides,提醒人三思而行,俄语中说“量七次,剪一次”,“十三”在西方语言中被视作不吉祥) 。然而,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如阿拉伯民族视骆驼为耐力、力量的象征,在古代埃及文化里奶牛被视作神圣的象征,在印度文化里大象是吉祥的象征,在中国文化里牛是勤劳的象征等,这些意象一般不会构成文学翻译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意象,它们为多个民族所共有,可是不同的民族却赋予它们以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在一种语言中带有褒义、正面意义的事物,在另一种语言中成了贬义、反面意义的事物; 或者,虽然意义不是截然相反,但至少也是大相径庭的。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 “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这些都反映了文化意象的错位现象。文化意象的错位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既在一种文化传统中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又如,在汉民族文化里,“狗”总是一个受到鄙视、诅咒的对象,与“狗”有关的词语几乎都带有贬义,诸如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不一而足。但在西方文化里,狗却是“人之良友”,“地位”要高得多。当某人碰到好运时,人们会对他说: You are lucky dogs ( 直译: 你是一条幸运的狗) ,当某人感到累的时候,他会说自己像狗一样累坏了( dog - tired) ,当某人感到自己上了年纪、学不会新东西了,他会说I’m too old dog to Learn New tricks( 直译: 我这条狗太老了,学不会新玩意了) 。至于谚语Every dog has his day( 直译: 每一条狗都有出头的一天) 和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 直译: 给狗一个坏名声并把它吊死) ,前者意为“人人都有得意之时”,以狗喻人,却无贬义,后者意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同情之心明显在狗的一边。

        此外,还有对英国人来说,西风带来温暖和雨水,所以人们对它很有好感,诗人雪莱还有以《西风颂》为题的名篇传世; 但对中国人来说,它是“寒冷”、“严冬”的象征,因此对之并无好感; 喜鹊,中国人认为是吉祥之物,但西方人却视作“小偷”的象征; 猫头鹰,中国人视作不祥之物,但西方人却奉作“智慧”的代表。在汉民族文化里,兔子是跑得快的象征,因此在古代汉语里有“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说法,现代汉语里也有“他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地逃走了”的说法。但是在英语中“兔子”却是作为“胆小”的象征( 或意象) ,于是就有了as timid as a hare ( 胆小如兔) 。

        文化意象的错位还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意象上的差异。这种情况在成语、谚语中反映得尤为突出。但这种意象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而是在特定的语言场合中取得了特定的涵义。例如,中文中形容某人瘦,说“他瘦得像猴子”,英文中却说“瘦得像影子”( as thin as a shadow) ; 中文中形容某人穷,说“他穷得像叫化子”,英文中却说“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 中文中形容某人吝啬,说“他像一只铁公鸡( 一毛不拔) ”,英文中却说“他是一枚起不动的螺丝钉”( an old screw) ; 中文中说“挥金如土”、“水底捞月”,相应的英语却是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 花钱如水) 和fishing in the air( 空中钓鱼) 。在谚语中,意象作为喻体的“错位”也很多。汉语中比喻凡事皆有原因会说“无风不起浪”,英文也是如此) 却说“无火不冒烟”( No smoke without fire ) ; 汉语中说“一国三公”,来比喻“管事的人太多反而把事情弄糟”,英文却说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 厨师太多难做汤) ; 汉文中描写事物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的景象,爱用“雨后春笋”作比喻,俄语中却用“雨后蘑菇”作比,英语也用蘑菇作比,如the mushroom growth of ( 像蘑菇般地成长)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 像蘑菇般地涌现) ; 汉语中描写相同气质的人爱在一起比喻为“物以类聚”,较为抽象; 英语中喻为“同羽毛的鸟总是聚在一起”(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较为具体; 但是汉语中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却比英语中的Better a no pen enemy than a false friend( 宁要公开的敌人,不要伪装的朋友) 更为形象、生动,等等。

        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认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但是在翻译文化意象的时候,译者面对意象的多层意义却左右为难,这是因为文化意象一般都有表层和深层两层意义。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成Even three common cobblers can surpass Zhuge Liang,传达出了该谚语的表层意义,但其深层意义却没有得到表现,如果译成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或Collective wisdom is greater than a single wit 译出了它的根本意思又丢失了汉语里特有的文化意象——“臭皮匠”和“诸葛亮”。

 

        由于原文中原本非常和谐、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意义和意象的语言统一体,在译语中不得不隔裂为二,这就常常使译者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困境,导致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为此,国内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触及文化意象的传递问题。综而述之,大致有三:其一,把文化意象传递作为一种翻译技巧问题进行讨论; 其二,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谈形象语汇的翻译; 其三,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出发研究某些文化概念、典故、谚语等的理解和表达。谭载喜在《文化对比与翻译》一文中指出,不同民族文化个性的差异导致“词汇空缺“和“词汇冲突”等现象。中国文化意象言简意赅,意蕴悠长,常常成为原著中的点睛之笔。然而,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译者一方面要找出源文本中的文化信息与他文本间的互文联系,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译文读者在阅读中有可能产生的互文联系,力图使译文读者能获得与原文读者接近或相类似的心理感受,因此,在对文化意象的阐释过程中,使用协调式异化的方式,辅以一定的补偿手段,最大限度地保留其源语文化特色。传递文化意象的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其实也就是一直困扰翻译界的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根据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理论,两个职责绝对要坚持,一是译者的职责。即译者不应满足于传达原文文化意象的一般意义,而应把尽最大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象也视为自己的一种职责; 二是读者的信任。即译者应该相信读者随着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随着读者接触到的外来文化日益增多,今日的读者有能力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各种文化意象。不仅如此,他们对于外来的文化意象还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因此,译者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徒费心力地把面包改做成馒头塞给读者。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国际间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加强,文化方面的交流和接触也空前地密切和频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比以往更具有开放性和渗透力。因此,译者必须尽量采用异化的方法处理文化因素,尤其是文化意象,“使翻译确实地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的功能”( 刘英凯, 1999) 。

        总之,文化意象异化处理是翻译发展的趋势,也是文化大发展、大融合的必然。只有通过文化因素的异化策略,才能真正达到文化间信息传递的等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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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