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区冬虫夏草的交易模式——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虫草的“流动”为例


时间:2018年9月6日  |   作者:才贝   |   来源:《农牧社会的变迁:以果洛虫草的“流动”为例》  |   阅读:825  |   评论:0

作者:才贝,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本文系青海民族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农牧社会的变迁:以果洛虫草的“流动”为例》(批准号:2012G009”),阶段性成果之一,发表与《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原文版权归原刊物所有。)

 

摘要:火爆的虫草交易在藏区掀起了一股“挖虫草”的浪潮,虫草收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具有说明性的个案访谈,探讨藏区虫草贸易发展的历程和交易模式的演变,反思西部民族贸易,引发相关问题的讨论。

 

 

        近几年持续升温的“虫草热”,在藏区掀起了一股挖虫草的浪潮,虫草在青藏高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每年农历三月到六月之间,一部分农牧民开始了一段对于他们来说既冒险又辛苦的历程——挖虫草!“挖虫草”已经成为藏区炙手可热而又不可或缺的打工形式或社会商业活动, 甚至当地学校的开学放假时间也要给虫草经济让路,虫草让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另一部分人群则成为廉价劳动力,虫草所带来的收益近乎一种泡沫经济,商品经济时代,藏区、虫草的相遇正在缔造虫草商品的神话。近几年,虫草交易模式不断发生变更,虫草所催生的“挖虫大军”正是中国低收入人群的一幅生动的肖像画,虫草收入成为当地牧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虫草在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藏区及藏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考察这一新的交易形式,并对藏区传统民族贸易模式及虫草管理提出反思。

 

 

一、冬虫夏草采挖分期与各个时期的交易特点

        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的东南部,藏族作为世居民族,主要以牧业为传统生计方式。虫草在藏区自古就有之,作为药草出售也曾经是农牧民家庭收入的小部分来源之一。三四十岁的人回忆起虫草的最早时期,总是追溯到童年,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虫草自由散挖时期。

       (一)虫草散挖时期的状况

       个案1 当地牧民,HD,男,41岁

       我小时候就挖虫草,那时候就是各家或整个山上大家都乱挖,没有什么不能在我的地上挖,在你的地上挖等这些说法,哪里都可以挖,税什么的好像也没有或者说很少吧,那时一根虫草贵的一块七、一块八,不值什么钱,那时挖虫草不是什么营生,就是放牧的时候顺带挖挖。也没有外面的人来挖。

        个案2 当地牧民,DJ,男,34岁

        我们拿里有八口人,我们家四口,女婿家四口人,草山有5600多亩,既是冬季草场也是夏季草场,这边的虫草还是很有名的,地名是“觉隆赛古”,我八九岁时就开始捡虫草,那时是小孩,我父亲也在,(给每个孩子)分配了任务,每人每天不得少于100根,那时100根早上一会就捡够了,就懒得再捡,就到处看哪人多,开始扔土块玩耍,那时好像一两个小时就捡完了,100根很快的,虫草多嘛,像其他乖的孩子,一天四五百、七八百根地捡着呢。那时一根虫草几毛钱,后来就涨了,现在小的也要三十几了。

        可见,虫草采挖的第一时期,就是当地人在放牧之余采挖,零散出售,虫草的流动的方式是个人行为,是一种单向的流动。关于虫草的交易模式也和藏区其它的物品如酥油、牛羊皮毛一样比较简单,主要由牧人卖给回族,赚取收入,没有大的利润。而随着虫草价格的上升,外来人员开始在果洛流动起来,外来劳动力的流人,意味着对政府监管有了更高的要求,冬虫夏草的采挖与交易模式与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虫草政策与管理行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以当地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为依据,可以称为“虫革开放时期”,而虫革开放时期又可分为两个政策时期即“对外禁采对内限采”时期和“ 全面禁采家庭内部限采”时期。这两个时期,虫草的采挖与交易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二)开放时期虫草流动状况

        下面的个案生动地展现了虫革开放时期虫草的采挖方式及流动模式变化。

        个案3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ZBJ,男,38岁

        虫草开放期间,开始时期为96年或97年,在这之前就是群众自己挖,几角钱卖出去,没有形成规模,就是认为是一种药草,需要入药而卖出去。96年或97年的时候,虫草上升到一块钱了,觉得值钱,这里遍地都是,那就是去挖,那时候群众出去打工,挣钱也就是一天十块到十五块,所以挖虫草的话会有二十到四十元的收入,一天,按着少算,那能挖的就不只这个数了。一天能挖到一两百的也有。所以大家蜂拥而至,去果洛挖虫草,成为一种浪潮。

        像果洛这边的雪山乡、东倾沟乡、大武乡这三个乡是果洛虫草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草场面积也很大,那时候,虫草大军如洪水而至,比如一个小山沟里,到处都扎满帐篷,就像是州庆这类的节目活动。那时虽然草场已经承包了,但是挖虫草时,这些归大队在管,集体组织,县乡村来说,虫草收入村占50%,乡占30%,县占20%,那时候有虫草办公室,草原站,畜牧局在管,关于挖虫草,就是大队领导说了算。就是你的草地上放多少人,大队说了算,那时候要交草地费,一个人四五百元钱,草地费交给大队,大队发给采挖证,就是一张盖了大队章子的手写的一个证明。拿这个采挖证同一个乡去哪都可以挖,而且也能挖到虫草。只交四五百块钱,能挖到两斤的虫草,一斤虫草是2000多,所以利润还是比较大的。那时候就是人多,对草场的破坏很大,挖完以后把土填平的意识也没有。没有草场破坏的概念。每个村落有巡山队,骑马队,就是检查采挖证的,没有采挖证的就被遣返,已经挖了虫草的追收。那时候人们好像比较正直,好像也不知道做假证。那时候对个人家庭没有太大影响,所有收入都被公家拿去了,像改善大队学校、补贴贫困人家,像大队书记、村长、会计都富了。

        下面的个案显示了虫草开放期间,由大队管理时,牧人家“私藏”挖草人的情况,也代表了这一时期挖草人的状况。

        个案4 循化县道帷人,ZD,藏族,男,37岁, 交草地费的挖草人

        刚开始我主要去达日、甘德,没有去果洛(玛沁县),那时候,因为去不了州上,必须有老板领着去。那时一根虫草一块多,就是坐解放车、卡车,应该过去已经有十年多了,就是背着行囊,坐班车到西宁,然后找车,车很难找,就是坐卡车,车费六十元,算是贵的。那时候的钱啊。那时要走三天,吃饭就是到哪个县或乡就吃饭。就是日夜赶路。然后要找老板或挖的地(找草场),大队在管,就是靠亲朋好友来联系,看能不能到大队的地上,那时候草地费也贵,最高要给到七千元钱。也有八千多的。那时一斤虫草就两千三千元钱吧,也不贵。头一次去果洛,我去了玛沁县东倾沟乡,一个叫哲浪的地方,也是一个有虫草的地方。就是找了个住地,草地费是八千块钱。就是认识的人家里,吃饭也在他们家。就是先交四千块钱,后交四千块钱。就是交钱可以有先后。那时候就是很难,要过河,要晚上走,因为路上有在拦截的,有的骑摩托车,到卡子时走路,大部分人就是走路。没有大大方方走路的,偷偷摸摸地。我没被抓过,被追过。我们挖得再好,也就是一斤三两多,就是一个人一个月。就是付了草地费,赚了两万多。那时不错,两三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后来就说不上好了,也没去好地(到好的草场上挖)。

        (三)开放到限采——过渡时期

        因为虫革开放时期大量劳动力流人,急剧增多的外来人口扰乱了当地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社会治安。所以2003年,政府提出“对外禁采对内限采”政策。如下面的个案:

        个案5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ZBJ,男,38岁

       当时就是县和乡共同来管理,禁止外来人员采挖虫草,只要是果洛州的户口,到玛沁县的草原监理站有一个虫草办公室,领虫草采挖证, 定好挖草的地方,有交税的地方,2000或3000,也有5000或6000的,把户口和照片拿上就可以。那时以牧委会为单位,然后同一个牧委会去哪都可以。那时少数是假证。同一州内流动性很大。那时候主要是本地人,少数是借了户口的外地人也涌入。就是做虫草生意的人或地车的人帮他们搞户口本,并拉他们上来。后来连户口本都在作假,少数做户口本,一个户口本100元,还有就是如果个别家里私藏外地人,知道以后,还会搜家,宾馆里头也不准外地人住,部队也被派到山主巡逻,所以部队与民工发生冲突,那时民兵手里有枪,也有枪走火打死人的事件发生。那时政府的力度很大,连武警都动用了。有外地人的人话,到山上去追,抓到的一大车大车往回拉,大多数拉到州上就不管了,有的就又想办法回去了。

        再后来就是家庭与村落共同管理,乡管理你家草地上能来多少人,必须是果洛本地人,然后80%的草地费归个人家庭,其余归乡里,有这样的规定。应该是2007年左右,有的家庭就开始为了增加收人,多余的人就藏起来,那时候也有免费的,就是亲朋好友来挖,所以有了雇放牧人的作法(替草场主家放牧),雇了后可以免费挖虫草。

        个案6 当地藏族虫草跑车人,ZX,男,43岁

        有一段时间,只要是果洛户口,就可以到果洛来挖虫草。因为只要是果洛本地人都可去挖,所以我们就做假,从玛多什么地方,借一些户口来,花一两百元,有时找一百多个,然后分给挖虫草的人,然后把名字都交待好,然后放一车人,拉上,到卡子处,然后人家查。卡子上认识人就没事,不认识的人就会被罚,如果一点门路也没有,那两三年的你所属草山上的经济来源全被人拿拿走了,这是最大的罚款,小罚款就是现金处罚。我曾经拉人的时候,在前四后八那种车(东风大卡车)里,拉过上百人,一百二三十人,曾经那样拉过,经常拉的话, 因为卡子上的人也认识,一般卡子上有头(领导),说好,其他人也交待一下,打电话说好,今天来,车是什么车,车号是多少,然后车上有满满一车人,盖好,问拉的是什么,就说是水泥,白灰或者砖什么的,就是说谎,然后一个人假装看一下就走了,一般就是这样,有时候给卡子的人买吃的喝的,肉,酒,很少直接给现钱,因为主要是一个地方的人,认识,有时给一两只羊。那时2008年,从西宁拉到果洛,价格高,卡子多,那时有时从华日峡,甘德绕着走,从下大武(乡)也走,有时也从拉加(镇)走,一个人(车费)从800到300不等,看路途远近,差不多这样拉了三年的时间。那时我一年能赚二十万元左右,那时没有卖地(草场一年一转包)的,那时这边也没有雇挖。有雇挖的历史就是三年,到现在(2012年),卖地也一样,这两样是一样的。去年前年再没拉过人,没卡子也就不会给好价钱。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开放到限采的过渡时期,当地政府对于虫草采挖的态度是“禁采”和“限采”双管齐下,但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根本挡不住外来务工人员蜂拥而至的脚步。无论是挖草务工人员、大小虫草生意人、跑车人还是当地相关工作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虫草流动的各个环节,并做出或自然而然形成相应举措。虫草政策严格时期即禁止外来务工人员挖虫草时期,有了关卡,就做火了虫草跑车人的生意,挖草人员为了不被关卡抓住遣返,就要坐当地人的包车,多交钱可以得到不会被抓的承诺。因此,卡子上的人也就富了。

        (四)雇挖时期

        当前果洛州的虫草政策是“全面禁采家庭内部限采”,也就是县乡都不管了,因此,挖虫草成为家庭事务,反而催生一种新的虫草交易模式。因为草场归个体家庭,大部分草地被承包出去了(一年一包),大老板就是牧民自己了。草场承包商又转手承包或者雇佣农民工来挖虫草获取利润。因此,不像前几年,绝大部分民工们没有地方去交草场费挖虫草,而是变成如果要去挖虫草,就必须当“雇挖”的新局面。

        下面的个案从虫草生意人、雇挖老板、雇挖工等多个层面来展示不同虫草采挖时期,虫草交易模式的演变与复杂局面。

        个案7 当地牧民,草场主,HX,男,43岁

        我们卖地(草地一年一卖,相当于承包或租赁),“卖”地有三年了,也会放“雇挖”,我们四个兄妹,今年你挑头,你来卖,明年我来卖,一年一换人,我们就是转着走,然后收入就是平分,就是这样的。今年你挑头负责,剩下的人就等着分钱,一个家庭好时会分到十几万元,比如我们那个草地就是五十万元每年卖出去,价格是固定的,那就回家平分。虫草肯定有好坏多少,但是地就是这样卖的,所以无所谓好坏,就是这个价。就是五十万是定好的,但是谁作主时,如果卖得更高,反正分就分这五十万元。但是如果卖得不好,如果五十万元定好了的话,那怕你没有卖到这个价,五十万元还是要分。我个人有时会买村里的草地,然后投“雇挖”。现在自己不放牧已经八九年了,主要就是做虫草生意。围栏都分圈好了,(虫草)草场也是,我们在州上没法放牧,他们(家里人)在牧区的来放,帮我们放,就是雇牧人,一年一人给二三万元,有时价格高,有的人雇了牧人,然后挖虫草时牧人不用交钱,这样的也有,不然就一年给二万多,吃住衣服都要管。(我们)这里主要是雇牧人,自己已经不放(牧)了。

        从上面的个案可以看出,很多有虫草的牧民家,都已经不再放牧,传统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牧人成为生意人。有草场的牧民家,正依靠虫草的高额利润无风险地获取巨大财富。

       个案8 雇挖老板,CR,藏族,男,50岁

       我买地,有时和别人联合,有时自己一个买。买过五六十万元元的地,六七十万元,自己一个人时没有买过比这个价格高的地。钱也并不是当场给现金,押金说好,然后人到地上以后,看要交多少钱,分阶段的,然后自己找雇挖,雇挖我自己给工资,(一根)五六块钱,我从他们手里收虫草。我会卖给别人,一根二三十元,吃穿车费全是我掏,生病我也得管。就是吃的、灶具都要准备,他们除了自己要带被褥,其他都不用带。有时好,有时也不好,有时亏得也大。去年的话,亏了,我们在“雅青”(地点),买了地,说是好地,85万元,我们三个人合买,钱也是平均出的,雇挖找了70个人,包括组长,是监督他们的,要单另给钱,总共下来花了一百多万元,后来收他们挖的虫草,我们差不多亏本了十几万元,主要是虫草长得不好,去年长了,今年没长。有时好的时候,虫草长得好,挖到得多,然后收入就好一些。这边当雇挖的,甘肃的多一些,牧区的兴海的多一点,巴宗这些地方多一些,果洛本地人很少去当雇挖的。虫草收好以后,主要给回商卖,主要还是看谁给的价钱好,给谁卖。有时也会给熟人卖。

       上面的个案说明,对于一个虫草生意人来说,他的角度是很复杂的,他可能既是承包草场即买地的老板也是雇用农民工的雇挖老板,他有可能直接转手草场来赚钱,这一环节虫草并没有现身,而是土地的转让,或者在土地上投放雇挖,通过卖掉虫草来获取利润。

        个案9 贵德常牧人,YBJ,藏族,男,42岁,雇挖工

        今年我们去了十五六个人,就是我们村里的,就是一起去的,老板是化隆的,有三个人,就是去年找我们的,从家里(村里)到贵德县是骑摩托车,然后他们找了车,就是车费什么都是他们出,一共有五个夏利,我们五人一辆车,一直到果洛州上。然后找了一辆大车,拉了东西,还有我们。我们这次去的就是玛沁雪山边上的一个沟里,叫雪山乡果寸那个地方。老板们说他们包了草场,共给了35万元,除了我们十五六个人,还找了贵德商依的几个人,还有他们化隆的四五个人。一共四十多人。我们拉了一个塑料大棚,大家住在一起,也没分组,今天在朝阳处挖的话,大家都到朝阳处。放了一个做饭的,就是做了饭以后,有时间的话,他也可以去挖虫草。给了他五千元的费用。我们这伙人大多数是女的,岁数大的可能就是四十七八岁,小的有十五六岁。一天能找到一百多根,差的时候也三四根,就是一块有虫草的地方,到山顶上虫草很粗,林里面的小。我捡了一千五百多根,就是价格不行,一根才始了六块钱。我们家四个人,总共找了三万多元。确实,与其在家呆着,确实应该出去,虫草是快捷找钱的好方式。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找了这么多钱。去年差点。就是那几天会苦点,就是为了找到虫草很费神,下雨的话特别冷。住的地方就是拉了两层塑料的棚,厨房单另有,老板们有帐篷。被褥、吃饭餐具自己拿去的。自己也拿了点伙食,其实不拿也可以。要多少(吃的)给多少,就是中午不回来。不下雨的话,就一直来到晚上,一直找。晚上六点就回了,就下班了。早上就是太阳出来八点多就去了。大家一起去,一起回。如果你还想找的话,也可呆得晚一些。一般就是人差不多齐了再做饭。找点收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挖虫草。这些老板应该比较有钱吧,除了我们,他们还有好几处地,有一块地,放了一百多人。他们就是一天的或两天的时间,把虫草集中起来,拿去卖,有时说是给27元(一根),有时说是给37元,听说今年好的也给一百多元呢。六七十元,就是一般大的都给。今年价格特别好。就是我们十五个人找的虫草够他们的本,其他就是额外收入。

        上面的个案说明,相比起交草地费的农民工,当雇挖工,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赚钱,较少承担风险,也不存在亏本的问题。但是虫草价格低廉,自己无法直接参与交易,对于很多来说,因为现在找到草场,特别是找到一块能产草的好地非常困难,因为大多数地已经年年被转手承包出去,所以农民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雇挖,要么找几个人凑钱买地,也是草地费的一种,大家共同挖,挖到多少算多少,直接参与虫草交易,由于操作起来面临资金、草场筛选、人员重组等问题,所以参与这类做法的农民工是少数。

 

二、虫草交易模式产生的中间人角色

         从上面个案的讲述中可以看出,虫草交易发展至今至少催生了五种虫草交易的角色,他们都是实现虫草交易的关键环节即中间人角色。

       第一,雇佣放牧人,用来把草场主从牧业中解放出来,更好地管理虫草草场,而雇佣的放牧人或少交一点草场费或不用交草场费,最后也加入到挖虫草的队伍中。

        第二,草场主也就是牧人家本身成为大(一手)老板,每年都以一定的金额把自家的虫草草场承包出去, 又催生了(二手)老板或(三手)老板,就是不停地有人转包或转租,再赚钱。

        第三,催生了雇挖老板,就是草场被承包出去后,这些转手草山的老板自己当雇挖老板,在草场上投一定数量的农民工来挖虫草,获取利润。

        第四,催生一个新的共同体即“雇挖”人群,就是草场被牧人家承包出去以后,由雇挖老板直接雇佣农民工来挖虫草,管叫管住,不用交草场费,但是挖到的虫草以规定的低廉价格卖给雇佣老板,雇佣老板再转手给虫草商人以获取利润,或者也有一种情形,就是草场主自己当雇挖老板。

        第五,草场主(牧民)既不卖地,也不放雇挖,而是收草地费,将挖草人员控制在一定数量,以便持续地管理好自己的草场。

        因此,虫草交易的最后一个环节,虫草投入市场,更多变成了各种类型虫草生意人之间的群体贸易行为,而不再像以前是技人与回族之间双方的简单交易。如下面的个案。

        个案10 果洛本地商人,MYL,男,回族,43岁

        我是拉让(甘肃夏河)的,这里的人都叫我GZM。到果洛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做虫草生意时非常早,那时一斤两千七八百,不到三千。那时我们买的时候,都是群众在卖,就是家里有虫草的过来卖,哪有这么多人啊。外来人员,哪有这么多,有时候,一家有拿来16斤的,那时候虫草多,那时全家出动在挖,一个家三四十人在挖,现在没有,分散了,2008、07年虫草的价格开始上升了,贵了,开始上万了,08年可能四万多了(一斤)吧。(现在)生意人也很多,来自各个地方的都有,四川成都、广州、上海。今年(虫草)是历史最高价格,一斤七万六七千元,还是混草,就是好差都在一起的,(一斤)虫草有两千二百多条、一千八根左右。好草,就是“选草” (一斤)是十二到十五万元了,目前就是这个价。今年我投了六七十万元,可能就能赚十几万元左右吧,今年不行,因为本大,不好运作。我自己的话去过西宁和兰州卖过虫草,其他内地没有去过,广州有朋友,就是运出去。如果赚了,就是两个人的,平分。我收,他销售,除了本钱,赚的,就是我俩的。他给我打钱,我给他收草。我手头运作的资金有七八十万元,回族商人,像我这样的,这里应该有两三百家,就是住在这里的。卖虫草的高峰期,可能在果洛州转的商人有两千多人吧,民工多的时候可能有十万吧,五万是肯定的,商人还是汉族多,挖的还是藏族多。(现在)主要是有地(长虫草的草山)的牧民们在赚钱,就是这样。我们的话,也是比较稳定,就是买地人有风险,最起码我们能看见虫草,那些买地的,就是摸黑。因为你不了解那块地能产多少草。牧民最没有风险,就是历史上从没有长虫草的地方,有的牧民还以五万元卖出去了。就是草场主在赚钱。

 

三、结语

       一直以来,回族善贾、藏族轻商以及藏族和回族各自所形成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互补,使得“以甘青川籍(其中以甘青籍为主)的回族商人们,很早以前便依托内地广大地区,以当面的边地藏区作为他们的经商范围,展开了立足本地,沟通内地——边地藏区的商业经营活动,及至近代以来,成功地扮演了非常出色的中间商角色。”[1],就虫草生意来说,回族作为中间商的角色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正如上面的个案所显示得那样,就虫草生意来说,冲破了藏区民族贸易主要由回藏交易、由回族为中间商的角色模式,藏族介入虫草生意的主动性越来越强,虫草越来越成为一种多民族多区域的交易行为,并且衍生新的交易环节及交易模式。随着虫草政策的变化、虫草价格的上升、虫草交易各方经验积累,虫草贸易流程开始变侯,中间环节增多,特别是中间人的角色变得更加多元繁杂,交易模式由此也变得复杂起来,随着交易模式的复杂化,如雇挖工的大量投入,对冬虫夏草的生存环横构成严重威胁,虫草过度采挖缺乏科学性;面对复杂的全民商业行为,政府管理疲软,虫草采挖、开发缺乏对应完善的管理制度、监管机制;作为民族贸易的新形式,缺乏相应的政策及法规依据,如虫草造假现象增多,损害各方利益、在虫草贸易的很多环节如草场主家庭内部、邻里之间、草场主与承包商、雇挖老板与履挖工之间矛盾、冲突涌现,引起法律纠纷、刑事案件及民族、地区冲突等社会问题,需要引起各方关注,加强虫草管理的力度,以发展变化的眼光重新审视藏区虫草贸易的各个环节,以促成藏区民族贸易及生态保护的双赢。

注释:

①因虫草引发的问题涉及面广且复杂,为保护访谈人,论文中所有访谈人的姓名均为化名,以拼音字母指代。

参考文献:

[1]马平.近代甘青川康边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J].回族研究,1996,(4).

编辑: